姜文執導的第二部電影，沒想到如此出色，好一部不朽傑作！是的，很久沒看過這麼好的電影，如果要選廿部最喜歡的電影，本片或許要佔一席位，真是萬萬意想不到。
滿以為是沉重的抗戰電影，原來只是日軍侵略時期某村落發生的一段小插曲，滑稽的風格，充滿反諷嘲弄，卻令人看得心情比預期更加沉重，非常沉重。
1945年，日軍佔領的小村莊，馬大三(姜文飾演)與情人纏綿之際，神秘人闖入用槍指嚇馬，拋下兩個日軍俘虜──花屋小五郎和翻譯官董漢臣，叮囑好好保管人質，否則找他算帳。限期過後，神秘人沒來取人。村民都不知道如何處置兩人，想將他們殺掉又不敢，請老劊子手借刀殺人不果，最後竟然決定將他們送回日軍以換取糧食……
本片當年被禁止公映，理由據說是未按法規送檢，亦有說是本片未有如多如繁星的抗戰電影歌頌抗日英雄，又有說是因為片中大播日本皇軍軍歌，眾說紛紜。不過我既然可以在國內熱門網站欣賞，看過本片的國內網民多不勝數，可見當初禁止公映是姿態而已，所謂「禁片」不是真正禁片。
無可否認，本片的確將中國人的劣根性諷刺得體無完膚。老百姓大都只求安穩生活，尊嚴跟生存比一比往往被拋諸腦後，嘴巴上逞強的人多，英雄沒一人敢當。所謂刻苦堅忍平和的性格同時是怯懦愚昧無知。
不要誤會，姜文不是站到日本那邊了，他的矛頭同樣指向日本人。武士道精神，何其虛偽！講信用講道義，說說罷了，濫殺無辜，自大殘忍才是事實。
片中描述的村民和日軍一直和平共處，村民提供糧食，日軍以「禮」相待；到日軍「回贈」糧食，村民甚至興高采烈的與日軍同樂。我馬上想起殖民地統治下的許多香港人，懷念港英政府的香港人(雖然現在香港政府的確很爛)，不屑認作中國人的香港人(除了四年一度的奧運會舉辦時)。
本片沒有出現抗日英雄，正正是最悲痛的慨嘆。到最後馬大三激發起血性想報仇雪恨，落入國民軍手中反而換來最荒謬的結局，是將諷刺的槍口轉向政府了。
導演刻劃人性非常突出，利用故事前後段的場面或人物設計對比加強荒謬感，偶爾加入一些滑稽情節更是將反諷推到極致。
我欣賞姜文的膽色和見識，何止敢於觸碰敏感題材，簡直是挖掘得極深，巧妙的發表異於主流而不討好觀眾的立場，開個大玩笑講嚴肅題目，目中無人玩個不亦樂乎。只可惜我缺乏對歷史的瞭解，無法看懂《太陽照常升起》，唯有過一陣子重溫《陽光燦爛的日子》。
誠意推薦《鬼子來了》給所有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中國人。
姜文訪談之《鬼子來了》(網上轉載)
1.我為什麼要拍“鬼子戲”？
姜文說：這部電影不僅是再現日本軍隊當年的暴行，更是出於一種警世的責任。在這部影片裡，日本軍屠殺的是真正的中國老百姓、中國平民。而事實上，當年日本軍也確實殺過很多中國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發生過這樣的慘案。我想通過這部影片告訴日本觀眾：你們要真正面對這段歷史，別想再否認。我也想以此告誡中國觀眾：面對惡人，我們不能無端地報以善良。面對這些已經發生的事實，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才能避免這種事再發生。
2.我為什麼對中日文化比較感興趣？
姜文說：1982年我在中戲上學時，班上來了一撥兒日本留學生，和我們同齡，關係也特好，走的時候依依惜別，甚至有和我們班同學談戀愛的。當時我就很奇怪，他們和我小時看的抗日電影中的松井之類的日本鬼子說的都是一樣的話，怎麼態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卻和松井他們那麼不一樣？他們和松井他們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卻怎麼也重疊不到一起。從那時起，我就帶著這個問題聽了很多親歷過抗日戰爭者的講述，後來有機會去日本時也看了很多聽了很多，看了許多如《菊花與刀》之類的人類學、社會學著作……到現在，我漸漸地能把這兩類日本人的形象重疊到一起了，他們其實就是一回事，只不過在不同環境下表現形式不同而已。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個溫文爾雅的日本人很容易變成一個我們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為什麼重視日本這個對手？
姜文說：日本善於學習和研究中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有優點的敵人。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這些優點而是將其模糊掉，不承認它，就會面臨失敗的危險與災難。
半個世紀前的那一場侵略戰爭就是明證。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該認真思考的問題，我覺得魯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對國民性的批判，與他年輕時在日本呆過，產生過比較有很大關係。我覺得一場災難的發生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災難過後我們不能深入地研究和總結這場災難的根源。正是這種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個中日間的故事。
4.我為什麼給《鬼子來了》選擇劉星的音樂？
姜文說：《鬼子來了》的故事原本“隱藏”在我為拍電影而看過的眾多小說之中，並沒有清晰地凸現出來。而最終誘發靈感的是兩張風格迥異的 CD，一盤是日本軍歌，另一盤是當代音樂隱士劉星的專輯《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帶有霸道傾向，後者則盡得中國文化超脫與空靈的真諦。我從日本軍歌中聽出了民謠式的兒童歌曲的痕跡，其中有一種青春期的無法控制的瘋狂和理想，這種瘋狂如果被邪惡的力量所引導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對於《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賞。但要想達到這種高境界，必須有“日本軍歌”那樣的實力做基礎，否則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國恨”了。
5.我為什麼特別看重“翻譯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說：我曾經選了好幾個關於中日戰爭的題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這一點——一個本來沒有介入戰爭的村莊，突然來了一個日本兵和一個翻譯，他們怎樣互相面對？而由於這個翻譯的作用，本來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確地認識對面的敵人，以至於自大、膨脹，使用了錯誤的手段。這其中有殘暴敵人的問題，更有翻譯官因為私欲而誤導的問題，於是事情開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發展，故事的這個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為什麼對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說：當年在中戲談笑甚歡的日本留學生朋友，遇到特定的歷史環境一瞬間就會變成大屠殺的劊子手。這種兩面性是很好地重疊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們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與鳩山，在滿鐵醫院的時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這種朋友關係擋不住鳩山當了憲兵隊隊長，以後把李玉和弄來坐老虎凳。雖然不耽誤請李玉和喝杯酒、談談佛教，但是密電碼得拿出來。這種事太多了，朋友歸朋友、原則歸原則，日本人的原則性和國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強。
7.我為什麼不總把“愛國主義”掛在嘴邊？
姜文說：愛國主義不需要喚起，只要一個人還知道自己是誰，對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會愛自己的祖國。魯迅對自己民族與文化中某些問題進行諷刺與挖苦，這也是充滿了愛的。他為什麼不挖苦日本去呀？因為他是想讓中國這“脖沒了，比日本強了，這是最大的愛國。反過來個別人為了自己的私欲違心地故作讚揚歌頌狀，而不讓人們看到問題的實質，那就像我們片子中的翻譯官董漢臣一樣了。我覺得比“賣國賊”更可怕的是“愛國賊”，他們打著“愛國”的旗號，危害卻比“賣國”還大。我雖然達不到魯迅那麼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賞他。他有時候表現得比較尖刻，但他看問題很準確。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問題、不願意看到問題或者看到了也不願意說。魯迅這種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麼幾百個魯迅，這個國家就會很了不起。
8.我為什麼不經常站出來對日本右翼勢力的否認戰爭罪行之類的言行加以駁斥？
姜文說：因為拍了這部《鬼子來了》，近期有不少報紙請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發表看法。但是我認為我們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華勢力出招的時候我們就接招，而是需要從深層次上研究這個對手，光靠拉幾個名人出來義憤填膺地過一把嘴癮無濟於事。日本對中國的態度始終沒有變過，只是我們沒有深入地認識到這一層，所以才一會兒看著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一會兒看著又是軍國主義的復活，這是我們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斷利用我們在群情激昂時說過的一些過嘴癮的話來達到他們的某種目的，包括我們的一些電影都成了他們開脫罪責的例證。比如我們老拍遊擊隊，他們就援引有關的國際戰爭法稱遊擊隊員被俘後不享受正規軍的戰俘待遇，為他們殺人找藉口。再比如我們有一句著名的電影臺詞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偽軍”，他們又非常險惡地把很多殺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國的偽軍身上。問題不在於最近日本又發出了什麼不和諧的聲音，我們該怎樣回擊，而是在於我們應該冷靜地認識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鄰居。我們總說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邁過日本這道門檻。邁過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為什麼不在影片中讓中國觀眾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說：拍這部電影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改變一些抗戰題材的“老片”可能會給人，尤其是給日本觀眾造成的一些誤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確實起到了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但這些電影也有一些問題。比如說，這些老電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並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輕人說：你們看，中國的老百姓哪一個不是間諜，他們哪個不是不穿軍裝的軍人？既然他們“全民皆兵”，我們就可以對他們“全民殲滅”。於是，我們的這些老電影成了他們掩蓋當年屠殺中國平民的把柄。但事實上，那時候我們並沒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們的一個理想。而我們現在拍電影，就再不能給日本人這種口實了。我覺得通過拍一部電影過嘴癮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討點好，但是事情過去之後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觀眾真正進行思考。我拍《鬼子來了》就是試圖讓觀眾明白，如果想避免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歷史，除了過嘴癮還有什麼辦法。我不敢說《鬼子來了》給出了這個結論，事實上我一個導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個方向吧！
10.我為什麼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說：在與日本人特別是日本年輕人的交往過程中我發現，日本右翼分子、反華勢力、否認戰爭罪行的大有人在，並不像我們常說的那樣是一小撮，只不過在那裡上躥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等於沒有正視日本這個強大的對手。另一個不好的傾向是：我們有些文藝作品經常替日本人向中國人謝罪。
而事實上不肯謝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們為什麼總要用那一小撮謝罪的日本人來麻醉和滿足自己呢？《鬼子來了》這部影片中有幾位日本演員，他們以前看過我拍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報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劇本以後，他們有抵觸情緒，拍攝過程中我們也不斷發生辯論。這批30歲左右的日本演員代表著日本的中堅力量，通過這部電影，我或多或少地改變了他們一些比較極端的想法。我相信將來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時，觀眾也會像這批演員一樣有所改變，至少對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種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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